Sejanus

翻开一本荷兰人写的书，关于ITSM的，结果第一个单词就看不懂了。什么“Sejanus”，用词典也没有找到。原来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的一个强人。 引述看到的一段评价： Sejanus was a liar but so fine a general of lies that he knew how to marshall them into an alert and disciplined formation." Robert Graves (from his novel, 'Claudius the God', 1935). 百度了一下，有下面的贴子 《论李维前十书》第三卷第六章 ——朽坏的共和国与马基雅维利的命运 马基雅维利无疑是政治学说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这是因为他所留下的两部最为重要的书《君 主》和《论李维的前十书》论述的是完全对立的主题。各个时代的解说者各取所需，对马基雅维 利作出适合于自己，适合于自己所处时代的解读。于是马基雅维利呈现出了各种相互矛盾的面 貌：僭主的谋士，共和国中最伟大的公民，现代政治科学的开山人物，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者。 马基雅维利的两头蛇般的形象让人迷惑不解。剑桥学派的Hans Baron为了证成马基雅维利思想的 一致性，不惜笔墨爬罗剔抉，考证两书成书的前后，以说明马基雅维利从《君主》转向《论李维 的前十书》的自然过程及马基雅维利内在理路的一贯性。而施特劳施学派并不这样在乎两书的成 书时间，毋宁说他们更在乎的是马基雅维利的表达。这里所谓的表达不单单指涉其内容，还有其 叙述风格，文章结构安排。比如说，《君主》最后一章一扫前25章的明辩清晰的理性风格，而充 满了充斥煽动性情感的散文叙事。再比如说，《论李维前十书》全书是由142章构成的，而李维的 历史著作也是由142章构成的，这种巧合并不是偶然的。施特劳施的注经传统在《论马基雅维利的 思想》一书中发挥的淋漓尽致，甚至于他在该书第二章关于《君主》中关于马基雅维利思想上升 和下降的分析已经比Hans Baron的做法可能更失之于豆仃琐屑，但是施特劳施的解读方法仍然是 最为虔诚，也是最为有效的进入经典的方法。如施特劳施在《斯宾诺莎宗教批判导言》的结尾说 道，“我对斯宾诺莎的理解太表面了，是因为我对他的阅读还不够表面化。”这一说法对于作为 马基雅维利的子孙的现代人如何去理解马基雅维利无疑具有同样的效果。施特劳施对经典人物的 解读尽管是从小处着手的，但却是从大处着眼的。在施特劳施的眼中，每位经典作者的所有作品 是一个整全，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施特劳施要把《论李维前十书》的第二十六章作 为一共有二十六章的《君主论》的导言来解。尽管施特劳施解读经典的结果未必都是可以接受 的，但是他的字斟句酌的虔诚，在雅典与耶路撒冷、在思与诗、在古代与现代的张力中展开问题 的努力可能是我们进入经典的最佳路径之一。 本文选取《论李维前十书》的第三卷第六章作为解读的对象，尝试着去以施特劳施的方法去接近 马基雅维利。这种选取是不得已的，这不只是因为在这样的一篇学期论文中不可能把该书所有章 节都检视一遍，但这种选取也不是随意的，因为第三卷第六章在《论李维前十书》中的重要地 位，在《君主》中的重要地位，乃至于在包括马基雅维利的性爱喜剧《曼陀罗花》在内的所有著 述中的重要位置。 非人的马基雅维利 在一本以共和为主题的书中，大谈特谈“阴谋”，这是不合时宜之举。比如在献给美第奇大公的 《君主》中，僭主一词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阴谋”一词在献给两位公民的《论李维的前 十书》中，出现了58次，而其中第三卷第六章就出现了47次，第三卷第二十六、第四十九章分别 出现了一次；第一卷中出现了3次，第二卷中出现了6次。第三卷第六章不只是出现“阴谋”一词 最多的章节，还是全书最长的章节，其长度比全书最短的章节要长12倍。不仅“阴谋”一词的频 频出现、该章的长度让人惊奇，而且，该章谈论的“阴谋”针对的对象也让人感到惊奇。马基雅 维利指出，由于共和国面临阴谋威胁的问题已经在第二卷第三十二章中讨论过，所以在本卷中不 再细表。（Discourse, III 6·1）马基雅维利随后把笔锋转向了针对君主的阴谋的讨论。需要牢 记在心的是，这是一本以共和为题的书。至少马基雅维利在《君主》中是这样认为的。马基雅维 利在《君主》第二章“世袭君主国”中这样写到：“我想撇开共和国不谈，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 经详尽地谈论过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三卷第六章完全是离题的论述，而且这种表面的离 题是马基雅维利刻意为之的。但是，马基雅维利在这离题之中还有离题，也就是说，还有回归。 马基雅维利在第三卷第六章倒数第二段详细比较了针对君主的阴谋与针对共和国的阴谋所具有的 危险性的大小。马基雅维利认为，在策划阶段，针对共和国的阴谋所具有的危险性要小；在实施 阶段，其危险性与针对君主所具有的危险性相等；而在实施之后，其根本没有什么危险性。 （Discourse, III 6·19）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马基雅维利看来，针对共和国的阴谋所具有 的危险性总的来说要比针对君主的危险性要小得多。这样的论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马基雅维利 鼓励那些朽坏的共和国里的伟大公民去阴谋起事。 1、 君主谋士 马基雅维利指出，引发阴谋的原因主要有三种：血仇、荣誉与财产。因此，为了避免血仇，君主 必须要流尽对手的血，而不只是去威胁他；死人是不会复仇的，而受到威胁的人、受到迫害的人 却会阴谋反叛（Discourse, III 6·2）；马基雅维利在6·11中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受命杀害 皇帝Antoninus Caracalla的百夫长Martial的哥哥就在他起事前不久被国王杀害的。马基雅维利 再次告诫，威胁对手比流尽对手的血对君主更为有害，威胁对手可能会成就反对君主的最有效的 阴谋。至于荣誉，其中由于女人而更容易引发阴谋， Giuliozhi Belanti反抗Pandolfo,Siena的 僭主就是因为后者曾经许诺把女儿下嫁给Giuliozhi却又没有履约。因财产引发的阴谋，比如说 Pazzi针对美第奇的阴谋，就是因为美第奇把本应属于他的继承权授予了Giovanni Bonromei。 （Discourse, III 6·2）君主要预防阴谋的产生，就必须要在防止在其臣民中引发仇恨， （Discourse, III 6·2，《君主》，页81）。而君主要避免仇恨的产生，只要“对自己的公民和 自己的属民的财产，对他们的妻女不染指，那就办得到了。”（《君主》页81）这一章中凡是向 君主提出防范建议的地方都充满了《君主》中的血腥气味，为达目的君主可以不惜采用一切手 段。许多人阴谋起事，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太多的恩宠，正如Perennius反对康茂德、Plautianus 反对Seversus、Sejanus反对Tiberius。（Discourse III 6·3）所有这些阴谋家出来拥有帝国之 外，别无所缺；在地位、荣耀、财富方面莫可比肩，但他们到最后却连帝国也成为他们觊觎的对 象，他们的阴谋最后全都失败了，这是他们忘恩负义活该得到的下场。但是，Jacopo d’Appiano 反对Messer Piero Gambacorti却取得了胜利。事Gambacorti把Jacopo抚养成人，并给他带来名 声。但Jacopo却从Gambacorti手中夺走了他的国家。因此，《君主》第十七章明确指出，在既受 人爱戴，又被敬畏不能两全的时候，被人敬畏要比被爱戴安全。因为人类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 的。而且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更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的纽带 联系的，而人性是恶劣，只要对自己有利，这样的纽带就可以一刀两断。但是畏惧，却由于害怕 惩罚而永久保留着。（《君主》，页79）所以，君主为了防范自己身边的人阴谋起事，甚至于可 以对他们做邪恶之事，也不能让他们享受太多的恩义。 2、 阴谋手册 马基雅维利在为君主指出了各种可能引发阴谋的情形以及防范措施、解决办法之后，笔锋一转， 竟然紧接着是详细论述如何搞阴谋。其对搞阴谋的分析之详尽前所未有，因其可行性可以被称之 为阴谋指南手册。马基雅维利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被施特劳施称之为非人的写作方式，因为人总 是会有立场的，只有神和兽才没有立场。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基雅维利既是神，又是兽， 所以他有着普洛透斯般的面孔，难以捉摸。马基雅维利指出，阴谋者在阴谋起事时会遇到三重危险：在阴谋前的策划阶段，在行动的时候，以及在阴谋之后。能够通过这三重危险而平安无夷是非常少见的。阴谋者在策划阴谋时，要不泄露秘密，必须要审慎，此外还要有好运气。Discourse III 6 ·5）缺少审慎导致事情失败的原因有：（1）、说话不小心，Brutus的儿子和Tarquin的军团阴谋起事的时候，被一个奴隶听到了，该奴隶指控了他们。（2）、由于轻率告诉了女人或孩子。Dymnus和Philotas在反抗亚历山大的时候，前者就把它告诉了自己的娈童，而该娈童又把它告诉了自己的兄弟Cebaliunus，Cebaliunus报告给了国王。（3）、由于行动反常而被发觉： Scaevinus在他计划杀害尼禄的前一天，让他的管家Milichus替他磨光了一把古旧的生锈匕首；解放了他所有的奴隶并分派钱财给他们，并且还准备了一些敷扎伤口的绷带。Milichus根据自己的猜测告发了他。这些都是不审慎和轻率而导致阴谋失败的例证。许多阴谋在起事之处就泄露了，所以象Piso反抗尼禄这样的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在许多人中间保持阴谋的秘密简直就是个奇迹。马基雅维利在III 6·8中指出，由于人对于世界的行动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常常犯下极大的错误。因此，除非万不得或者迫于采取行动，绝不能将阴谋告诉他人，即使在万不得以必须要告诉他人的时候，也只能告诉一个人。在这里无疑有着一个巨大的矛盾，马基雅维利在III 6·2中已经指出，单干的阴谋分子几乎不可能成功，虽然想搞阴谋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起而行事的人几乎没有不被消灭掉的。但是，从马基雅维利的表述来看，他似乎还是赞成合作采取阴谋行动的，但这种行动在筹划阶段只能告诉一个人，因为在采取这种阴谋模式的例子中，这些阴谋都取得了成功：在III 6· 7中，Aetolian为了阴谋杀死Nabis，只将这一计划告诉了Alexamenus，要求其他的随从必须服从他的任何命令；在Piso反抗尼禄的阴谋中，尼禄过去的情妇Epicharis告诉了尼禄的侍卫，但没有告诉他别的同谋者，侍卫告发了Epicharis，但是她对此予以否认，而尼禄由于无法确认这件事情，只好就此罢手，结果这个阴谋最后取得了成功（Discourse, III 6·10）。但是，即使只将阴谋告诉一个人也会有危险，（1）、他可能用证据去告发你；（2）、他在被发觉或被捕的时候可能会指控你。马基雅维利给出的对付这两种危险的办法是：对于前者，你可以指出他一直对你怀有敌意。对于第二种情形，你可以指出，他在撒一个弥天大谎。但总的来说，在阴谋所具有的危险中，没有什么把比阴谋告诉他人更危险的了。当人们知道君主将要对付自己的时刻，你出于情急，不得不去对付君主，因为唯此你方能达到安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的阴谋，总是能够获得成功，比如Marcia, Letus和Elettus成功杀害康茂德，还有Macrinus命令百夫长Martial杀害 Antoninus Caracalla。（Discourse III 6·11）。在实施阴谋的行动中，危险来自原有安排的打乱，或者是由于执行者的软弱，或者由于缺少审慎或者是未能斩草除根犯下的错误。没有什么比由于意外而导致原有安排的变动从而引发的混乱更为深切著明的了。人们一段时间里只汲汲注意于一种模式，着眼于一种秩序。当这种秩序发生变化时，而希望原有的安排不被打乱，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按原计划行事，是上上策，如果想要消除那些不便，只会引发更多的不便。Pazzi反抗洛伦佐和Giuliano de’Medici原来的阴谋是这样的：他们要为San Giorgio的红衣主教提供一顿早餐，然后在洛伦佐等人早餐的时候杀死他们，但是后面由于Pazzi，洛伦佐还有Giuliano de’Medici一直在教堂里讨论公务，他们就没有去原定地点进用早餐，原有的计划必须要在教堂进行，但是，因为Giovambastista da Montesecco不愿在教堂杀人，所以，他们必须重新安排人手，但他们有没有充分的时间，这样他们的阴谋就被粉碎了。（Discourse 6·12）由于偶然因素，导致阴谋失败的例子还有，Giuliozhi Belanti反抗Pandolfo的阴谋，由于Giuliozhi Belanti采取行动那天，Pandolfo被他的一位朋友拦在了路上，而且由于这种偶然是无法预见的，因此也无法通过某中模式加以补救，只能从以往的经验中汲取教训。而且，在马基雅维利所举的出现偶然情形的例子中，所有的阴谋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而且这些例子都是现代的例子。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尽管有着基督教的教义和学说，它们并不能够解决命运和偶然在政治中的决定性的地位，基督教并不能够对此给出一个合法与恰当的证成。波提乌斯在他的对话录中，也在质疑为什么他的德行为何并不能使他在罗马的政治中大显身手，反而导致他身陷囹圄，他提出的神义论的质疑，为何上帝，作为至善至美的德行，竟然容忍德行成为命运的猎物。（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p.38）至于行动之后的危险，是因为还存在可能为死去的君主复仇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Discourse III 6·20） 君主与共和 在共和国里搞阴谋并不是那么危险，因为（1）、共和国里的反应要比君主更为缓慢，怀疑更少， 疑虑更少；（2）、共和国对伟大的人物怀有更大的敬畏。也许最关键的还在于当阴谋在共和国里 诞生的时候，这意味着共和国已经朽坏。在未曾朽坏的共和国里，阴谋的念头根本不会降落在人 们的头上。朽坏是共和国的必然，君主制的特征是恐惧，贵族制的特征是荣耀，而共和国的特征 是自由。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讽刺民主制的话来说，在民主政体下，驴儿在路上大摇大摆， 而行人得让路。共和国的朽坏不仅是因为这种降低标准的自由导致人的质料的低劣，因为这是一 个向下看齐的过程，更因为人的质料的必然朽坏的趋势。共和朽坏的第三个因素是共和日久，逸 居生淫。国家没有内忧外患的时候，就是共和走向腐败的日子。因此，罗马最鼎盛，最奢华的时 期也是罗马的地基产生裂缝的日子。第四个因素更因为从贫困经济转向富裕经济的不可避免性。 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的前十书》中不断强调贫困对于共和德性的意义。但是，在从古代到现代 的转型中，由于道德对技术的控制开始松弛，人类认识论的改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 古典的短缺经济走向现代的富裕经济不可避免。共和国的朽坏也因此变的不可避免。终结共和的 手段就是阴谋，阴谋获得成功以后按照马基雅维利在《君主》中提供的指南搞一个万世不易的君 主国。这是《论李维前十书》的教诲。 不仅共和的终结靠的是阴谋，更致命的是共和的开始靠的也是阴谋，不存在通过共和之道实现共 和的可能性。罗慕鲁斯作为罗马共和制的伟大缔造者，正是借助阴谋除去了他的兄弟，非此罗马 共和无以建立。马基雅维利不但由于罗马共和的伟大而原谅了罗慕鲁斯，甚至认为这是建立共和 制的唯一法门，罗慕鲁斯是一切共和制创立者的英雄样板。不但罗马共和制在其建立的过程中， 充满着欺诈、诡计等手段。罗马共和制就是在其维持的过程中也充满了这样的非共和的手段，努 马当政时，强抢了前来狂欢的邻族的女性，从而为罗马的人口的繁衍生息奠定基础。即使以君主 手段建立，并不时采用君主手段，并且还加以命运的眷顾，罗马共和国也无法遏止腐朽的必然 性。 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共和的灭亡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原有的解决之道也可能因为新情景的出现 而变得不可能。解救共和制的朽坏的唯一办法是伟大的新君主的诞生。但作为基督教普世化恶 果，这个世界已经普遍“女性化”。在一个普遍“女性化”世界里，已经不再存在具有君主德性 的人。这就是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写作《君主》和《论李维》。《君主》是写给那些已经是君主 的人的，所以它更少掩饰，而是直接切中达到目的的手段。但在《论李维》这本写给那些可能成 为君主的人的书却蒙上了更多的共和色彩，它具有《君主》所不具有的教育目的。马基雅维利所 担心的不是共和的腐朽，也不是僭主的残暴，而是群盲的无序。 轻与重 阴谋是建立共和之道，也是毁灭共和之道。这是因为共和建立在君主之术的基础上的，这等于是 说，“正义的基础是非正义，道德的基础是非道德，合法性的基础是不合法性或革命，自由的基 础是专制暴政。”（施特劳施，“马基雅维利”，载《政治学说史》，页332。）在浅白的意涵 上，《君主》的务实和《论李维前十书》的共和理想构成了一个向度，而马基雅维利的思想还在 这两本书同时构成的政治绝望和《曼陀罗花》的性爱戏剧构成了另一个向度。《曼陀罗花》以其 性爱之轻衬托出作为自知的政治的沉重；不限于此，《曼陀罗花》还在其笑声中勾勒了人的不可 承载的命运，其严重程度与政治对人之不可承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佛罗伦萨城最贞洁的女子，Lucretia无法拒绝诱惑。巴黎的英俊少年Callimaco为对Lucretia 的想象中的爱，也就是对贞洁的爱（Lucretia是贞洁的化身）而离开巴黎的花花世界。Callimaco 在邪恶的教士Frate Timoteo的帮助下，通过引诱、欺骗、诡计等种种手段终于得到了Lucretia。 但是，当Callimaco得到了Lucretia的肉身的时候，Callimoco所追求的Lucretia的贞洁、忠贞不 渝的德性已经消失，剩下的惟有美貌，而美貌是最靠不住的。而共和国的建立亦如赢得Lucretia 的过程。共和国只能成为想象中的异邦。但它成为真实存在的时候，它已经丧失了共和的美德， 而且建立共和的过程比赢得Lucretia的过程更为残忍，因为除了阴谋之外，还要流血。施特劳施 在《对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中指出，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有三个遗忘：悲剧，灵魂与苏格拉底。至 少现在看来，第一个指控是无法成立的。马基雅维利的笑声中有最深刻的悲哀，因为他洞见了不 可承载而又不得不承载的命运的深渊。基督教的女性化已经抽空了希腊的大地精神，人的命运在 普世化的基督教世界中变得异常沉重，也因此变得无比轻灵，但不管怎样，人的命运都丧失了自 己的根基。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为城邦带来灾难，在异质性的希腊，他可以自我流放于科林诺 斯。而马基雅维利在公私两个方面所揭示的基督教以来现代人在同质化世界中的命运则无所逃于 天地间。 马基雅维利一直被看成是现代性的开创者，但马基雅维利无疑又是现代性的第一个真正的诊断者 与批判者。尽管马基雅维利对基督教导致恶果的批判在十九世纪末的尼采那里找到了自己遥远的 回声，秉持马基雅维利式大胆的尼采公开宣称“上帝死了”，自己的“敌基督者”身份。但是， 马基雅维利因其面向古今的双重面孔，对他的理解和解读的混乱局面必然没有结束的时候，如果 说战士死于沟壑，情人死于绝望，那么马基雅维利必然死于误解。但是，和战士、情人不同的 是，马基雅维利又会从各种误解中复活并继续统治我们。